图片来源：刘思弘 摄

　　2020年是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年，也是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的“交卷之年”。从扩大开放到融入全球，从要素集聚到能级跃升，从兼收并蓄到活力迸发，上海已然成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重要枢纽。

　　作为上海“五个中心”的核心承载区，而立浦东扮演着重要角色。30年来，浦东不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成为了全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新高地，成为了配置全球资源的亚太门户，成为了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战略支撑。

　　不断赋予的城市功能

　　三周前，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最重量级的选手”——总重86.7吨的西班牙产大型龙门机床，经洋山深水港码头运抵国家会展中心，开启了展出。与此同时，满载临港产特斯拉Model 3汽车的巨型货轮，已经从位于外高桥的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头出发，行驶在通往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口的大洋上。

　　进博会结束后，叙利亚的“绝版”肥皂、厄瓜多尔玫瑰果油、蒙古国的马油膏、西班牙的里奥哈葡萄酒等更多进博会好货，都会在位于森兰商都的“一带一路”国别汇与广大消费者见面——潜移默化中，浦东正在不断提升城市核心功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格局。浦东着力打造的江海陆空铁“五位一体”世界级大通道，正在更好服务上海以及长三角市场主体“引进来”“走出去”。

　　关于浦东的功能定位，在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前后曾有争论，焦点在于是把浦东建成新的工业基地，还是发展成为新的金融贸易中心。上海市委、市政府多次研究讨论，最终得出结论：功能单一不可取，浦东要建设成为既有发达的金融贸易产业、又有先进制造业的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地位，即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从而带动长江经济带实现跨越式发展。1996年，国务院进一步明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由经济、金融、贸易“三个中心”拓展为“四个中心”。

　　浦东的发展路径，便是围绕着“四个中心”的建设铺开，通过加快推进“四个中心”建设，提升了国际市场组织能力、跨境资源配置能力、高端机构集聚能力，不断提高对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响力。

　　从1990年全国第一个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在浦东设立，同一年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开始，30年来，浦东开发通过集聚上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强化了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提高了境外机构和外资机构的参与深度、国际化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

　　从1992年我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注册成立，1995年国务院发文允许浦东在服务贸易等领域对外资开放开始，30年来，浦东通过发展服务贸易、高技术产品贸易等高能级贸易，不断增强全球贸易资源配置能力，强化了交易结算功能、供应链管理功能和消费升级引领功能。

　　从1993年外高桥新港区一期正式开港，到1999年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建成通航，再到2005年洋山深水港开港，30年来，浦东通过将海港、空港打造为世界级枢纽，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机场货邮吞吐量连续12年全球第三，提升了航运资源配置能力，强化了国际中转功能和高端航运服务功能。

　　这些变化，带动浦东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能级不断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王牌”。2019年，浦东以全国1/8000面积，交出了一份创造全国1/80GDP、1/15货物进出口总额的答卷。

　　持续优化的创新环境

　　六年前，上海迎来了“第五个中心”的建设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明确要求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浦东，义不容辞地成为科创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1994年，31岁的常兆华作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特邀的25位海外学者之一，参加留学生回国省亲代表团。彼时的常兆华已是美国上市公司中最年轻的副总裁之一，主持数项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工作，工作和生活安稳有序。但这次“省亲”之旅令他萌生了到浦东创业的强烈念头。

　　同一年，杜莹从大洋另一端的辛辛那提大学博士毕业，在辉瑞公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久后，她就负责主管辉瑞全球代谢类疾病项目转让及相关兼并收购。但她心中一直有一种使命感：要改变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让中国从以仿制为主向创新引领转变。

　　1994年的浦东实在称不上繁华，从浦西热闹的城区越过黄浦江，陆家嘴仍是一片荒芜，只有刚刚落成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在建的金茂大厦，张江更是农田一片。但浦东这片热土，已经向全世界发出召唤。

　　于是在1998年，常兆华开启回国创业之路，在张江科学城当年仅有的几栋多层厂房里，创办了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中国首个微创伤介入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科技企业。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平均不到6秒就有一个微创产品用于救治患者生命或改善其生活品质。

　　2001年，杜莹也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成功的事业，回国创业。从和黄医药到红杉中国，再到2014年初和一批有着“全球新药，中国智造”情怀和梦想的科学家，二次创业成立再鼎医药，她创办的企业开创了本土先河。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曾经有一篇报纸的评论文章这样说：中国决心加入WTO，最大的“悲哀”可能就是中国人没药可吃了。一方面，当时到国内发展的药企巨头不多，进口药品的品类也不多，且价格高昂。另一方面，那时国内还是以仿制药为主，加入WTO，意味着必须严格遵守知识产权规范，老百姓的临床需求可能就无法满足。

　　然而回过头看，正是有了常兆华们和杜莹们的付出，这样的担忧并未成真。而他们身处的浦东也率先垂范，探索构建整体联动、协调推进的创新环境——为了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率先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创新，解决中小企业研发成果产业化难的问题；探索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解决少量微量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境难的问题；还推出了科技创新券，解决中小企业低成本利用公共研发平台难的问题。

　　尤其是浦东率先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和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让“背着书包，带着点子就能来创业”真正落到现实中。过去，药品研发企业需要生产许可证，才能实现产业化。而有了这样的制度创新，研发企业就可以一心一意做研发，创新成果可以委托给专业代工企业生产，不用再面临是否“卖青苗”的痛苦选择，既缩短了成果变产品、产品变商品的时间，也增强了研发企业对药品后续生产监管的责任感。

　　一系列改革组合拳，对于研发能力的促进提高是显而易见的。有数据统计显示，全国有15%的原创新药和10%的创新医疗器械是在浦东诞生的。

　　最受青睐的投资区域

　　提到进博会，提到张江，罗氏集团自然也会被提到。在今年的进博会上，罗氏集团携旗下制药和诊断两大核心业务再度亮相“四叶草”，重磅展示其在肿瘤免疫治疗、流感、血液肿瘤和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领域的创新产品。这已经是罗氏连续第三年参加进博会了。在今年7月，他们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签订了未来的“三年之约”。

　　回顾罗氏在浦东发展的历史，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让人意外。1994年，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在张江正式成立，成为首家入驻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跨国企业。自落地浦东以来，他们在华业务增长了150倍，上海也成为罗氏继美国旧金山和瑞士巴塞尔之后的第三大全球战略中心。

　　罗氏制药中国区前总经理威廉·凯乐1994年第一次来到张江的时候，放眼望去还是一片农田，但他的冒险精神和想象力，驱使他决定在这里投资。当时罗氏总部的一位副董事长很严肃地问过威廉·凯乐：“你真认为这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如今20多年过去了，浦东给予了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

　　事实上，发展总部经济是浦东建设“五个中心”承载区的战略性举措，也是提升城市功能地位的重要助推力量。浦东尽管开发脚步稍晚，但却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发展前景，吸引大量跨国公司投资落户，倒逼着政府在服务理念、行政效率、信息公开、法治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式的改革。浦东由此成为海外投资者，尤其是跨国公司最青睐的投资地区之一，截至目前集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有350家。

　　今年4月，坐落在金桥开发区的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对外宣布，将亚太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搬来上海浦东，管辖业务量超全球一半以上。这家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与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18年前来到金桥设厂，目的仅是国外产能外溢的简单加工厂。然而巨大的销量市场和逐步优化的营商环境，让沃尔沃建筑设备越来越坚定在金桥发展的决心。

　　用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副总裁詹旭的话来说，将亚太地区总部搬至浦东，不是瑞典总部简单拍板的决策，而是随着中国市场、投资环境、制度创新等变化，水到渠成的结果。

　　同样在今年宣布将亚太区总部从别处搬到浦东的还有达索系统。这家全球创新设计领域最大的软件企业，把此次总部搬迁工作作为达索系统“新15年战略”的起步工作之一，未来将成为与法国巴黎、美国波士顿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总部之一。谈及原因，达索系统全球执行副总裁、亚太区总裁罗熙文直言无需更多的犹豫：“浦东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具市场前景、最具创新力的区域之一，我们还要在这里布局公司全球首个生命科学与智能制造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