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孟雨涵 摄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赵启正同志的一句“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将浦东的崛起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当代全球化历史进程有机连接，这句话也成为当时的一句金句。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三十而立之际，在全球化面临重大调整的当下，重新思考浦东与世界的关系，无疑是必要且紧要的。

　　浦东“站在地球仪旁边”做对了什么

　　这一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跨国公司驱动的产业内分工，单个产品被切分成多个环节或工序在全球不同地区完成，推动产品内贸易和中间品贸易在世界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进而形成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分工网络和全球供应链网络。浦东开发开放恰逢当代全球化加速发展之际，它成功实现了整体融入全球化、持续攀升价值链。那么，浦东做对了什么？粗粗归纳是四个词：矢志不渝、首开风气、高举高打、久久为功。前两者是意识和理念，后两者则为方法与路径，组合在一起，便是浦东在地球仪旁的思考精髓。

　　首先是矢志不渝。坚持面向全球，鲜明体现于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的战略框架设计之中。无论是“四个中心”核心承载区，还是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浦东始终把开放作为价值取向和战略路径。开放超越了工具价值，内化为浦东的固有基因，转化为治理的自觉手势，成为浦东享誉全球的品牌标签。

　　其次是首开风气。浦东30年书写了中国开放史上的诸多第一，比如，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贸试验区，第一家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等等。很多制度创新也首创于浦东，负面清单制、“证照分离”和“一业一证”等数百项改革，已经或将要复制推广。

　　再次是高举高打。浦东在开放之初，适应国家开放的阶段变化，没有重走改革开放之初“三来一补”、从最低端起步的旧路，而是围绕高科技、先进制造业以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坚定走引进知名跨国公司、高起点开放的新路。张江早在1993年尚是农田之时，便成功引来了罗氏制药。

　　最后是久久为功。浦东始终注重战略进取和战略耐心的平衡，在国家整体开放框架内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在开放的主要领域和关键议题上持续迭代推进，积跬步以至千里。比如，外高桥保税区1990年6月设立之初即蕴含“自由贸易”理念，经过多年在国际贸易、海关监管、专业市场等领域的探索，最终成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的重要片区。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地球仪转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全球化的走势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浦东三十而立之时，又遇到全球化发展处在重要关头，如何判断地球仪的长期转向？应在“变与不变”中辩证把握。

　　先看“不变”。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其根本动力并非来自主观意愿，而是来自生产力发展以及技术进步，这也是全球化作为客观历史趋势始终未受到方向性逆转的根源所在。因此，当前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追求一个更好的全球化？

　　再看“变”，主要体现在：

　　一是全球治理的缺失。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出现，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停滞、功能失调，引发明显的负面效应；双边或区域性投资贸易协定大量涌现，一定程度上带来全球经济运行的碎片化、复杂化；地缘政治考量也不时冲击着全球经济秩序。

　　二是分工布局的调整。复杂因素驱动下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意识和避险行为，推动全球分工网络从“全球整合”向“本土整合”和多元分散布局转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逐渐处于独特地位，即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的交汇之处，成为衔接两大环流的枢纽国。

　　三是要素资源的嬗变。创新在全球竞争中的价值日益显现，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也从集聚跨国巨头转向更加重视创新动能培育，加速打造全球创新网络，技术、数字要素成为全球流动空间的新核心，数字经济正全面塑造产业体系。

　　四是贸易内容的变化。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角色愈发重要，正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重心也加速转向服务贸易领域。

　　五是驱动主体的丰富。原有全球化的驱动力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但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持续成长。中小企业也日趋活跃，成为全球化的全新势力，改变了“大才能出”的传统路径。

　　六是福利分配的异化。当前对全球化的质疑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内部的中产阶级收入降低、规模萎缩，制造业岗位流失，社会不公等现象。其根源在于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劳动和资本严重失衡，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占据了绝大多数。

　　如何继续“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

　　在全球化进程新的历史性关口，浦东要始终牢记邓小平同志的嘱托——“浦东是面向世界的”，要努力书写开放发展的“最佳实践”，代表国家参与塑造有利于中国的新型全球化格局。这一“最佳”的内在逻辑应是“最深开放—最强功能—最高质量—最优模式”统一体，发展路径则为“基于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塑造经济优势，依托经济优势彰显制度优势，最终确立竞争优势。”

　　第一，最深开放。

　　最深开放体现在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一方面，浦东要进一步扩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电信等服务领域开放；另一方面，全面对标CPTPP、美墨加协定等，以最新标准、最高水平倒逼自身，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引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变革。此外，要面向“一带一路”发力，全面发挥“一带一路”核心枢纽的重要作用，打造特色开放制高点；在对内对外双向开放、联动长三角一体化上下功夫，真正塑造两个扇面的连接枢纽。

　　第二，最强功能。

　　最强功能意味着浦东应努力在全球分工网络中发挥核心节点作用，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在全球资源配置方面，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要素市场以及平台机构，全力集聚全球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掌握重要生产要素的国际定价权。在科技创新策源方面，发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关键载体优势，汇聚全球高端创新元素，开展重大原始创新和新兴技术研究，积极布局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创新网络。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瞄准全球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新兴产业，参与构建长三角区域内的若干开放型产业集群，努力达到并保持全球相应行业劳动生产率最高水平，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在开放枢纽门户方面，释放自贸试验区、世界级空海港等重大载体枢纽的综合效应，在全球供应链可能的分散布局中占据主动，成为要素资源集聚、辐射的亚太乃至全球主要门户。

　　第三，最高质量。

　　最高质量表明浦东应着力将开放的优势和集聚的全球要素资源真正转化为高水平的发展成果。最高质量的前提是最大体量，浦东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经济规模优势，并在人均产出上向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看齐。最高质量还包括产业体系最强竞争力、公共治理最优化、民生保障最完善等。

　　第四，最优模式。

　　最优模式要求浦东走出一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全球化之路，其核心是打造包容性全球化的地方样本。这既要求浦东在对外开放方面，推动市场主体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帮助其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体系；又要求浦东对内更加重视民生和生态，构建包容性、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有力消除全球化伴生的负面的社会和生态效应。同时，还要在新兴科技和业态的包容发展上做出表率，进一步探索治理新模式。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