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多年来，上海自贸区为扩大开放而进行的改革创新争分夺秒、一刻不停，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允许外商投资领域越来越多，贸易便利措施越来越多，贸易通关速度越来越快。上海自贸区在对标国际与全球经济中健康发展。”

　　自贸区是国家的试验田

　　最早提出申请自贸区，主要是争取一顶“上海浦东自由贸易园区”的帽子，便于国际招商和今后争取便利化政策；一套“境内关外”的监管模式，使区内的企业运作比较宽松；一组外汇便利的措施，方便企业对外收付汇；一批税收优惠的政策，特别是与国际接轨的税收安排，争取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最初的自由贸易园区方案没有落地。提出上海自贸区的设想后，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智库开展了上海自贸区实施方案的全面研究，国家多个部委专门来上海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2013年3月中央领导在上海考察时，明确支持28平方公里保税区范围内试点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试验区筹备工作汇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试验区要牢牢抓住三个核心内容，就是加快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对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先行先试。

　　上海自贸区设立后，中央领导反复强调上海自贸区建设为探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了贡献。因此，自贸区建设对国家战略的根本意义在于探索构建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自贸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要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自贸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自贸区是种苗圃，不是栽盆景，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自贸区和保税区有何区别

　　保税区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的运作模式，主要是国家为了促进贸易而单方面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1990年设立的外高桥保税区，一开始是以政策优惠为核心，依托外资准入政策、海关保税政策、外汇自愿结汇政策，外高桥保税区曾诞生了我国大陆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物流企业和全国保税区第一家中外合资出口加工企业。二十多年来，外高桥保税区累计引进了近万家投资企业，成为国内经济规模最大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但随着加入WTO后我国关税税率逐步下降，外资准入放开，保税区的政策优势不断弱化。2009年，上海综合保税区成立后，逐步转为以功能拓展为核心，着力探索创新经济功能和商业模式，在总部经济、国际贸易结算、期货保税交割、融资租赁、国际中转集拼、全球维修检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综保区的商品销售额、工商税收等主要指标占到全国110个特殊监管区域总量的半壁江山。

　　上海自贸区发源于保税区，但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本质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凡是与改革、与开放有关的制度和措施都可以在这里试验。一是对外扩大开放，要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创造新的开放空间；二是对内深化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进一步释放市场和企业的活力。

　　自贸区成立以来取得的主要成绩

　　上海自贸区四年多来按计划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形成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形成了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基本形成了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开放创新制度，基本形成了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管理制度，基本形成了自贸区改革创新的法治保障制度。

　　具体来讲，我认为自贸区的主要成绩有八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一张负面清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证照分离”管理模式；二是出台了一批扩大开放措施；三是建立了一套以自由贸易账户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框架体系；四是搭建了一条中国本土企业投资海外的便捷渠道；五是提出了一系列贸易便利化的改革措施；六是争取了一批全国领先的功能平台；七是构建了一套事中事后监管的总体框架；八是营造了一个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的氛围和环境。

　　当然，我也注意到自贸区建设中还有许多亟须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一要更加注重自贸区改革的开放性。要紧紧围绕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率先发展新时代开放型经济这个灵魂，真正做到对标国际，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

　　二要更加注重自贸区改革的试验性。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试验田，要更好体现压力测试的功能。

　　三要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系统性。要聚焦经济领域的政府管理改革，将监管贯穿于对企业“放、管、服”的全过程，实现对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对经济活动全流程的监督和管理。

　　四要更加注重贸易便利化的协同性。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改革不能仅限于贸易通关的部分环节或个别节点，要加强监管部门在推进贸易便利化、重点功能创新中的协同改革，避免出现“蜂窝煤”状和零星化的“局部亮点”。

　　五要更加注重市场和企业的体验性。我们的改革举措要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这样才能把制度创新的活力变成市场创新的活力，变成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可复制可推广的主要经验

图片说明：“证照分离”改革，让企业“办证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新华社图）

　　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的理念和制度创新成果已在全国复制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成为建立公平统一市场准入制度的基础性制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已经作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要求。

　　外商投资备案管理、企业准入“单一窗口”等37项投资领域改革措施在全国复制推广。

　　海关、检验检疫、海事等部门推出的先进区后报关、境内外维修、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等34项贸易便利化改革措施，已经在全国范围、长江流域范围、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分阶段有序推广实施。

　　跨境融资、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及高管准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等23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创新改革成果分领域、分层次在全国复制推广。

　　上海自贸区的主动开放、自主改革，探索了新形势下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路径，为全国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

图片说明：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上海自贸区扩区后设立的首家认证机构，也是自贸区新政的直接受益者。美安康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ACC）独家授权，但美国ACC是一家非营利的专家委员会机构，按照之前的外资认证准入条件，美安康并不具备进入中国的资格。上海自贸区设立后，推行企业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资认证机构属于自贸区服务业开放领域，审批已从原来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大大缩短了认证机构的设立时间，美安康仅用半个月就拿到了营业执照。美安康引进美国先进的“第三方实验室”理念，以国际化标准的第三方食品检测和认证中心，为中国食品和膳食补充品企业提供研发、检测到认证的“整体解决方案”，促进中国食品和膳食补充剂的安全。

　　高层次航运人才一直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关键环节，影响着自贸区航运产业未来发展走向。经过三年谋划，2016年1月，国家交通部、英国皇家特许船舶经济学会、上海浦东新区航运办共同举行中英高端航运人才培养合作签约，启动上海自贸区航运人才“双认证”试点，推出由国内最权威的航运职业资格中心与全球唯一被认可的航运职业标准机构联合认定的航运人才培训模式。此次航运人才培训试点，是国内外航运人才认证标准在自贸区首次融合，揭开了自贸区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人才领域制度创新的新篇章。

图片说明：航拍的上海自贸区洋山港集装箱码头（新华社图）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的实施使普华永道培训机构得以落地。上海自贸区成立以前，外商从事教育培训只能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来进行，不能独资办学。受益于2015年版“负面清单”和54条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首次允许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突破了该行业中外合资的条件限制，普华永道率先在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片区注册并成立了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启动了非学制类职业培训项目“You Plus”特训计划。这种创新业务填补了国内专业培训领域的空白，在业界和教育界产生一定影响力。

　　上海自贸区助力中谷物流发展壮大。2010年3月，借助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东风，上海中谷新良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即中谷物流的前身。2015年10月，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更名为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八年来，中谷物流的集装箱运输量由成立当年的95万标箱一路飙升至2017年的700万标箱。目前，中谷物流经营的内贸航线已超过60 条，涵盖1.8万公里海岸线，覆盖国内沿海所有枢纽港及长江流域干线八十多个港口。中谷物流从诞生到发展壮大，受益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大背景。

　　几年前“营改增”在国内推行，公司由于注册在洋山，可享受国内货物运输行业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这一政策有力地助推了公司的业务发展。

　　上海自贸区挂牌后，中谷物流又成为自贸区政策的受益者。自贸区挂牌前，境外融资租赁公司不允许从事中国五星旗船舶业务，目前，注册在自贸区内的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可以做境内的船舶业务，这一政策的放开对中谷物流开展船舶融资是一个利好。此外，在境外购买船舶时，此前需清关后才可办理所有权证书，而目前清关和办理所有权证书可同步。

　　2017年，中谷物流已经陆续引入软银资本、上海自贸区基金等战略股东。目前，中谷物流正酝酿登陆资本市场，预计2018年将向证监会申报材料。

　　2018年，上海自贸区将实现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企业市场准入、通关时间“三个自贸区速度”，增创先发优势，让“自贸区速度”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标杆。

　　亲历者简介

　　简大年，1958年生。时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巡视员、浦东新区政府党组成员。历任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招商联络处处长，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外高桥功能区域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上海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浦东新区副区长等职。

　　（本文选自《口述浦东新区改革开放（1978-2018），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原载《上海改革开放40年——那些年，我们的故事》）